题记：近年来，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，愈演愈烈，对公众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，人民群众要求严惩作假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食品药品事关公众生命健康安全，是不折不扣的民生问题。彻底根绝其危害，必须将食品药品作假行为入刑。严惩食品药品作假有三个步骤，一鞭刑，二罚款，三判刑。可判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直至死刑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对食品药品作假的犯罪行为形成强大的震慑，维护公共安全、促进公众健康。
2018年8月，吉林长生疫苗案发，有媒体评论，鉴于我国三千多年的中华法系尚不足以形成足够的威慑，应该引进新加坡鞭刑制度处理涉疫苗案者。引发公众一片热议。
一、以鞭刑提高食品药品作假犯罪的直接成本
近年来，食品药品的作假，不但屡禁不绝，而且愈演愈烈，用染色毒馒头冒充粗粮馒头，把过期面包回炉，十年前生产的八宝粥仍在售卖，地沟油形成了强韧的产业链，蜂蜜造假与检测技术在相互追逐相互超越，老百姓的餐桌安全线屡屡失守。直到举世震惊的疫苗案爆发，媒体上出现以严刑峻法来筑牢食品药品安全大堤的呼声，无疑抒发了民愤，契合了民意的期待。物品作假，无非质量问题，对人们的身体没有直接伤害，而入口的食品药品作假，已经在谋财兼害命，人们深恶痛绝，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。
目前，对食品药品作假行为的依法打击，我国已有了较为完善的法律，但无论是2011年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(八)，还是2015年4月修订的被誉为“史上最严”的新食品安全法以及“两高”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，都尚未将源头作假行为纳入刑法直接惩治的范畴，刑法难以及时有效地对始作俑者形成高压威慑态势，食品药品领域的作假行为才有了“割韭菜”般的恶性循环。所以，推动食品药品作假行为直接入刑， 通过严刑峻法尤其是肉刑提高始作俑者的违法犯罪成本，无疑势在必行。
现行刑法对食品药品作假行为的起刑点，规定为销售金额5万元。这忽视了造假者的明显主观恶性和犯罪故意，以及其行为所产生的严重社会危害性，不但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，而且也往往容易成为始作俑者逃避刑罚惩罚的借口。所以，应该摒弃唯销售金额定罪量刑的做法，将食品药品作假行为直接入罪，施以鞭刑、罚款、判刑，才能真正让参与食品药品作假者付出高昂代价，充分发挥刑罚的震慑作用，使之在刑罚的高压威慑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二、新加坡的鞭刑在众多刑罚中最具代表性
鞭刑也叫笞刑，是用鞭、杖或竹板击打罪犯的一种刑罚。由于它的“不人道”及“侵犯人权”，在欧美发达国家及地区已被废除。
目前世界上约有20个国家保留了鞭刑或类似鞭刑的刑罚，大部分在亚洲及非洲，例如阿富汗、伊朗、汶莱、马来西亚、坦桑尼亚、波札那、尼日利亚、新加坡等。在现代文明发达国家中，只有新加坡鞭刑尚保留至今，也最具代表性。
据说，早期到东南亚发展的华人中，有大部分是原中国沿海地区外逃的文盲、囚犯等素质较低人群，所以新加坡立国时，社会治安一团糟。李光耀治理新加坡，严格立法，不准吸烟就是不准吸烟，不准吃口香糖就是不准吃口香糖，违者鞭刑，连在公共设施上乱涂乱画都可入鞭刑。没过几年，新加坡社会秩序稳定安好，屡次被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。
尽管大赦国际坚决谴责这种刑罚，曾给新加坡政府写信希望废除鞭刑，但新加坡官方坚决支持鞭刑，他们相信只靠监狱是不能震慑犯罪的，只有鞭打才能产生实在长久的效果。
新加坡法律严格、好人受保护，社会秩序良好，国民素质高，无假货，犯罪率低，环境干净，这与其重罚手段很有关系。新加坡判处鞭刑最高12鞭或24鞭；15岁以下未成年犯，判处最多细藤6鞭，行刑部位是犯人臀部。藤鞭长1.2米，宽1.3厘米，事先浸泡水中，以增强柔韧性，用时消毒擦拭。
每年都有千余名男性罪犯被判鞭刑，包括重罪犯和非暴力犯罪，如非法入境、贩卖运输枪支、在公共场合涂鸦、交通肇事等，甚至作为涉及犯罪的公司法人代表，都不能逃脱鞭刑。对于许多罪行，鞭刑是强制性的，即如被定罪，法律规定必须判处鞭刑，主审法官不能根据情节减免。被法院判处鞭刑时，很多罪犯哀求法院不要鞭打，宁可多坐几年牢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鞭刑不仅是一种刑罚，更是一种耻辱记录，类似我国古代在囚犯脸上刺字，鞭刑留下巨大红色疤痕，终身不去。姑娘择偶，要先掀开男方衣服，验有无鞭痕。受过鞭刑者，也无资格参军入伍。
鞭刑前会对犯人进行体检，患高血压或心脏病等疾病者可以豁免（这种情况很少）。行刑者个个身材魁梧，肌肉虬结，有些是搏击或武术高手。在犯人“检录”时，他们会先在人体模型上热身。鞭刑要求行刑者每鞭都出尽全力，不须考虑受刑者的年龄和罪行轻重，要求一鞭下去，皮开肉绽。一个受过合格培训的鞭刑师行刑，能让每一鞭都打在不同的地方，而巧妙地避开已经打破的地方。整个鞭刑后，会使犯人的屁股99%的皮肉都会破裂，能在犯人身上制造最大程度的疼痛，而产生最小程度的永久伤害。
法律规定，鞭刑时狱医必须在场。一般三鞭后，犯人已挣扎不动了。受刑超过三鞭的犯人经常会休克，有的瘫倒在地，狱医会把他救醒，给伤口迅速消毒处理。也有的犯人在受刑中会假装昏死，但这骗不过狱医。鞭打时，记者还可拍照登报。
总之，由于社会多元，自然资源匮乏，治安压力大，再加上威权政治体制的存在，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，强势政府的制度保障，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，都使得政府选择了长期实行鞭刑；还有鞭刑自身特性，如执行成本低、收效明显、相对的刑罚轻微性、耻辱心理的持续性等特性，使得鞭刑在惩治犯罪中收到明显的效果。
新加坡鞭刑制度的长期存在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启示。一是法治现代化中应重视本土资源并理性对待外来资源；二是刑罚演变是方向性与多样性的统一；三是认识到法律与政治因素的复杂关系。可见，一方面鞭刑制度是新加坡本土文化、政治等资源与外来法制资源相结合的产物，这也是其在新加坡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；另一方面，鞭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制度，并不能超出刑罚演变的现代化方向，只是其途径和时间节点将取决于新加坡自身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因素，就目前来看，鞭刑制度依然会继续存在。据调查，新加坡90%以上的国民支持保留鞭刑。
三、中国鞭刑的历史溯源
中国鞭刑的历史由来已久，《国语·鲁语》记载黄帝时就有鞭刑，“大刑用兵，中刑用刀锯，其次用钻笮，薄刑用鞭扑，以威民也。”《尚书·舜典》说“鞭作官刑”，周朝中期的《候匝》中鞭的写法为“止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认为像用手持鞭击打人的背部，这是鞭的原始字。《周礼》：“誓大夫曰，敢不关，鞭五百。”西周铜器铭文有“鞭汝千”“鞭汝五百”等。西周时用沾有盐水的鞭子抽打罪犯，是一种较为残酷的官刑，用来治吏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有鞭刑。另外《左传》有“子玉使鞭七人”，“卫侯鞭师曹三百”等记载，仍然是“治官事之刑”，不过开始向平民化发展。官府对犯罪重的奴隶主施行鞭扑，对犯罪轻的平民或者奴仆进行鞭责。秦汉时期鞭刑比较普遍，趋向法定化，也称笞刑，是用竹板或细木棍击打罪犯的一种刑罚。汉初常见“笞一百”和“笞五十”，文帝刑制改革后，以笞刑替代了劓刑和刖刑。三国时期鞭刑称扑刑，应用广泛。 曹魏时期扑刑不入律。晋时以扑刑入《鞭杖令》，《太平御览》载，鞭皆用牛皮制成，一种称法鞭，一种称常鞭。南北朝时期，鞭刑成熟了，被列为北魏五刑之一。此时鞭刑多则一百，少则五十。从南朝梁开始，鞭刑由基本用于督办官吏之刑，改为正式的刑罚，有制鞭、法鞭、常鞭凡三等之差，依其残酷性而排。南北朝是应用鞭刑的顶峰时期。
在隋代以前，鞭刑算是比较常用的刑罚手段，作为法定刑存在过，也作为附加刑存在过，还作为刑讯手段存在过，甚至作为三种手段同时存在过。但隋唐之后，鞭刑作为法定刑，再未被采用。
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不久，就命人制定新律，把鞭刑和枭首、车裂等酷刑，一并废除。故《隋书·刑法志》有杖无鞭，以杖易鞭。到唐朝，以隋文帝《开皇律》为蓝本制定的《唐律》也弃用了鞭刑。确切地说，隋唐以后无鞭刑，行政惩罚以及赎刑中大多用笞杖刑代替，只是在刑讯当中，鞭刑作为一种刑讯手段沿用下来。 中国鞭刑经过几代发展，刑具也随之变化。西周鞭刑的刑具是荆条之类，行刑部位在背部。隋唐年间的笞刑可以被视为一种鞭刑，刑具是称为“楚”的荆条。在隋唐法律体系中，笞刑是最轻的刑罚，比笞刑更重的刑罚是杖刑，也就是在各种话本小说和传奇演义中经常出现的“重打五十大板”。尽管鞭笞之刑最早是汉朝文、景两朝为了取代残忍的肉刑而开发的，但在现代人的眼里，它们早就成了严厉的酷刑。
日本古代有仿自中国唐律的笞刑，打屁股，明治维新后推行“文明开化”而废止。据说李光耀正是从日本人的皮鞭看到了刑罚的威力，才在新加坡创设了鞭刑。 1904年，日本殖民当局曾在台湾推广鞭刑，直到1921年才取消。日本鞭刑传统，也来自日本在隋唐年间引入的中国刑罚，但明治维新之后，只在朝鲜半岛和台湾这两个殖民地保留。香港则受英国殖民地法的影响，也有过公开鞭刑的历史。只是香港的鞭刑最后缩小到在监狱范围内施行，直到1990年才取消。
刑罚是在进步的。封建制五刑（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）取代奴隶制五刑（墨、劓、剕、宫、辟）就是一种进步。隋朝开皇元年（581年）隋文帝曾经下令废除鞭刑，但当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“帝宠高颎过甚”时，杨坚大怒，“命杖之，而殿内无杖，遂以马鞭笞杀之”。所以清朝沈家本说：“隋文除鞭刑而复以马鞭笞杀人，是其除重刑但慕虚名耳，非真能行仁政也。”
到了元朝英宗至治三年（1323年），“禁鞫狱以私怨鞭背”，表明那个时候的鞭刑已经属于刑讯手段而非刑罚了。
我国司法体系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绝，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都与刑讯逼供有关。《汉书》有言：“棰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”杖刑之下，要什么供词没有？这是目前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，也从反面证明了鞭刑的威力。
一个靠鞭子建立秩序的国家是无奈的，一条鞭子，也道出了法制“文明”演进的背后，一体两面的残酷和野蛮。
四、中国恢复鞭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我国现有的刑罚体系，比较重视刑罚的惩罚功能，轻视教育功能和威慑功能。将鞭刑纳入刑罚体系，是对现有刑罚体系的必要的重构。
我们在大量的司法实践中，可以看到很多“二进宫”“三进宫”的犯人。本来，犯罪情节轻的犯人如果在监狱或看守所里不能很好的改过自新，出来后依然会再犯，甚至变本加厉，报复社会。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、没收财产等剥夺被告人经济利益的刑罚，教育功能有限，实行缓刑、免刑的激励效果也非常有限。加上中国是个人情社会，有权势的人由于交际广泛，朋友众多，得到缓刑、免刑、暂予监外执行处理的几率远远大于普通百姓。这样会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，社会危害性也远远大于初犯。
2018年8月下旬登上网络热搜的昆山龙哥，也是这样一个屡教不改、劣迹累累的典型惯犯。因为占道又恃强凌弱、持刀行凶，而被反杀。“不教而诛谓之虐”，由于刑罚的教育功能、威慑功能缺位，犯人得不到及时充分的教育和警示，往往进一步滑进犯罪的泥沼。恢复鞭刑这种有悠久历史的刑罚方式，也是一种预防和强制性的对治。
鞭刑受到的非议，主要是有违人权和人道。事实上，鞭刑作为一种身体刑，并没有不人道。
首先，鞭刑是一种有限度的身体刑，对犯人的身体伤害程度有限，不同于宫刑、刖刑，不会对人的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，对人体的正常机能也没有不利的影响。臀部肉头厚，神经少，距离内脏和筋骨较远，抽打几鞭于性命无虞。鞭痕留在隐私处，也不同于黥刑，不会给人的可视外观造成不良的影响。
鞭刑的惩戒功能和教育功能远远优于其他刑罚方式。
1. 鞭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。作假的人把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视若无物，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健康，对其实施相应程度的身体刑并不为过。如果能预期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受到鞭刑，这些人对犯罪的“成本”只需进行简单分析就可以得出犯罪的不理智，从而打消犯罪的念头。
2．鞭刑能够极大遏制食品药品作假的态势。鞭刑作为一种身体刑，如能被纳入刑罚体系，必将形成有效的震慑，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，极大地保障食品药品安全。因为鞭刑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手段，还是一种耻辱记录，鞭痕会伴随受刑者终身。许多刑满释放人员会向人炫耀坐牢的经历，绝不会有人解开裤带向他人炫耀自己的这种伤疤，这种教育效果的持续性可想而知。
3．执行鞭刑，刑罚可以较快得到实现。惩处立竿见影，可刹住罪恶的气焰，接下来或罚款或拘留或判刑，可以做进一步处置。
其次，受鞭刑的人有专设狱医提供医疗保障，确保其生命安全，也不会对其身体造成不可恢复的影响。为此，行刑前后，必须建立严格的身体检查、治疗机制。
最后，鞭刑是一套严格的刑罚执行机制。这种机制可以使得犯人闻风丧胆，阻止他们滑入犯罪的深渊。
具体来说，在各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人民法院刑庭、执行庭，增加鞭刑的职能。刑庭判决鞭刑，最多不超过9鞭；执行庭可分几次执行；法医提供医疗保障。鞭刑恢复并被列入刑罚制度后，可在全国宣讲半年，做到家喻户晓、人尽皆知。一方面对食品药品作假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一方面对潜在的犯罪者和社会公众起到教育、警示和震慑作用。
所以，比起自由刑来，鞭刑更有教育意义，也更有社会效果。中国大陆在1945年彻底废除鞭刑，但国民素质并没有跟随现代文明国家建设的速度同步提升。如果我们恢复鞭刑，首先专门用来震慑和严惩食品药品作假，保守估计，三年时间，控制局面，基本肃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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